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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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江之尾，半城山半城水，山中樓宇高，水邊柳絲垂?！备枨栋氤巧桨氤撬访枥L的江城蕪湖非常美。蕪湖有著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一山一水”的特征如詩如畫，馬仁奇峰的秀美旖旎、丫山的花海石林、浦西湖鄉村的質樸風味、大浦綠洲的自然生態，無一不令人稱奇。而徽風濃郁、文化涵義厚重的徽商石雕博物館佇立在這風景如畫的江邊小城。

2010年，緊鄰赭山公園的徽商石雕博物館正式揭牌對外開放，粉墻、灰瓦、馬頭墻等經典徽派元素，讓徽商博物館成為車水馬龍的喧囂城市中一個寧靜所在。

人館迎面即是一巨幅的鐵畫，蕪湖鐵畫以鐵為墨，以錘為筆，以砧為紙，鍛鐵為畫。一般都是單一的景物，而這一幅長7米有余、高3米，畫中房屋儼然，遠近層次分明，堂室之中，人物眉眼、表情刻畫細致，栩栩如生，真可謂鬼斧神工。

“徽商石雕博物館是蕪湖市**家弘揚徽商精神，展示徽商文化的民間藏館，是濃縮了的‘宏村和西遞’，讓市內或周邊的游客，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可以觀賞到徽文化和徽派建筑。”該館負責人介紹，徽商博物館主要設有“徽州古民居”、“主體展館”、“隨園”三個展區。館中藏品以“徽州三雕”（石雕、磚雕、木雕）為主?；杖藧鄣窨?，*善于雕刻：房梁器物的浮雕、桌椅窗床的鏤雕、立體感十足的木雕，可謂種類繁多；雕刻的內容包括高居廟堂之官宦、集市商賈之熙攘、百姓生活之瑣碎平常，故事、景致、山水、花鳥，可謂內容豐富。深入館內，仿佛游走于明清時期的徽風街道，沿途古民居、祠堂、當鋪、綢莊、花戲樓等場景布置真實地再現了古徽州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間堂屋精致的雕飾、鏤空雕刻的木質桌椅及“遵司馬家訓、守東平格言”的牌匾無一不彰顯徽商講傳統、重宗族的“賈而好儒”的氣質。在這里，既可感受到徽民“以賈代耕”、“寄命于商”的生活方式，又能體會到“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昌盛文風。

2004年，以“徽州三雕”和古典家具為主題的陸和村茶藝館對外開放，館內展示的飛檐、斗拱、木佛、玄觀、亭榭、琴臺、回廊、曲橋、扉軒等徽派元素令人嘆為觀止，木雕、石雕、磚雕個個栩栩如生。儼然成為展示徽文化的小戲園。其開創的自主茶館經營模式讓陸和村茶藝館很快成為蕪湖人休閑品茗的好去處，也成為向海內外推廣蕪湖及徽文化的首選之地?；丈滩┪镳^館長、公司董事長許蘇平在接受采訪時曾說：“我們的私人博物館有8500都是虧本的，大多是沒有商業運作的可能或商業運作的空間不大；但陸和村現在每年有300萬元左右的盈利。陸和村既滿足了我個人的收藏情結，也大大拓展了我的生意門路?！?/p>

“蕪湖既是當年徽商走向全國各地的門戶，也是徽商根植興業的沃土，我們這邊的很多房子都有徽派建筑的影子。”在搶救保護乃至弘揚徽文化時，蕪湖元素也是重要的內容。在徽商石雕文化博物館里，有一面巨大的磚雕隱壁就繪有十里長街的商業景象，以及能喚起人們回憶的周邊景點，青石板、磚木結構的徽式二層小樓、碼頭、花津橋、中江塔、老浮橋、天主教堂等。此外，2012年成立的江南徽商研究院，意在打造交流互動平臺，推動徽商精神傳承發展，調動“新徽商”創新、創業的積極性，使蕪湖成為投資創業的寶地。目前該研究院正在對蕪湖老字號進行研究，以不斷延伸徽商文化，弘揚徽商精神。

徽商

與晉商齊名的徽商，在興盛時期足跡遍布全國?；丈碳椿罩萆處停妊坑跂|晉，成長于宋唐，興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間逐漸衰落?；丈桃再Y本雄厚、活動范圍廣、經營項目多、興盛時間長且崇尚文化為特點，成為過去*大、*有影響的商幫之一。其商業活動遍布全國，主要經營鹽、米、絲、茶、紙、墨、木材等，其中典當商*為**，頗具壟斷之勢。徽商們往往引聚宗族以擴大經營，建宗祠，立會館，筑書院，培養士子，亦商亦儒。

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宣城市績溪縣、江西婺源縣，徽州六縣指歙縣、黟縣、休寧、績溪（包括現旌德一部分）、婺源（1949建國后被劃入江西）、祁門。徽州府又稱新安郡，所以，徽商又稱新安商人。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于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文房四寶產品的問世，*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儒賈徽商的義利觀

徽商的特點是“賈而好儒”，儒家孔孟的思想說教和倫理道德，成就他們從商業賈、立身行事所謹奉不渝的指南。

義利之辯是儒學中*為核心的價值范疇，涉及哲學、經濟、政治、倫理、教育等諸多領域。儒家義利觀重義輕利，但并不否定利，而是主張義利統一，在義的指導和制約下去追求合理的利。儒家尚義賤利，提倡“先義而后利”，主張“以義生利”。人們在道德規范之內去追究正當的利益，就被價值判斷為善的、道德的，而當利與義發生沖突而不能兩全時應以義為重?？梢哉f，重義輕利是儒家確立經濟行為的道德規范之總綱。

徽商的經營思想及其商業道德，無不受到儒家義利觀的支配。出身于“程朱闕里”的徽州商人深受儒學的影響，儒家義利觀在他們的腦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丈滩粣u與“豎賈為伍”，發自內心地用儒家道德準則規范自己的商業經營，以“儒賈”自居，“與其為賈儒，寧為儒賈”。如果能夠以儒家的道德為立身行事之本者，雖然服賈為生，比之儒士也并不失色。明末徽人汪獻芝說：“士商異術而同志，以雍行之藝，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縫章而后為士也！”汪尚寧也說：“業儒服賈各隨其矩，而事道亦相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限于業哉？”高舉先義后利、義中取利旗幟的徽商博得廣大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歡迎，在生意場中左右逢源，處處受益，于是崇尚儒家的義利觀遂在徽州商人中成為一種經久不衰的風尚。

徽商對儒家義利觀的整合貫穿于經商的各個環節，體現于經商的動機、經商的手段以及商業利潤的用途等各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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